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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两个字来概说，其实质是放弃。

切己体认指向的是认知主体的内在之维，即强调通过主体自身的切身体验、感受、直觉等获得对本体的体认、自悟。如前述郭店楚墓竹简中的(仁)字正是从一个重要的维度展示了人的心与身之间恰恰可以统一为真实的自我存在的一个整体。

而另一方面，良知又是天理在个人心中的体验、自我意识，因此良知又被称为昭明灵觉。俗学未堪欺老衲，昔贤取善及陶渔。(同上) 既然口耳之学只能导向为人之学，那么为己之学所依凭的就是与口耳之学相对的身心之学。(同上，第121页)他在与萧惠的对话中说得更是明白： 这视听言动皆是汝心：汝心之视，发窍于目。杜维明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只有首先深入了解那时候阳明生命中的真正问题，然后才能去追寻这种‘大悟的思想根源或起源，否则就是不得要领。

他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总之，王阳明的身心之学在融摄儒道等身体哲学的传统思想资源的基础上，着力于克服身心关系上的二元论，把精神自由和理性原则的追求与生命存在的切身感受统一起来，既充分注意到了个体生命中身心结构的一体性关系，又特别突出了内在的精神意志对身体的调节、控制、整合作用，强调了人的心灵自由的精神诉求等的价值导向意义。儒家需要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争夺精英阶层，需要和基督教争夺底层民众。

而今在从事墨学研究的，大多又回到分类引述校勘注释的路子上去。笔者所见到的在儒学界热衷于搞复古祭孔读经的人有不少恰是文革中批林批孔的健将，其变脸程度堪比一生只投赞成票永远都夸政府好的人大代表申纪兰。‘再西方化、‘再中国化，这也许就是中国的两种命运。引子：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三十年。

是故国学复兴的最大得益者，依然是新儒家。笔者比较注意的是左派学者，或曰马列主义学者对儒化共产党方案的评价，现任武汉大学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内知名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专家梅荣政教授就曾在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术年会马克思主义学院论坛上做了题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反对儒化中国思潮》的著名演讲。

文化之层面则有赖于民间人士和民间共同体的首先觉醒，自发性的道德担当和文化使命感起到很大作用，属于自下而上。同陈明一样，秋风也不赞同儒家变成儒教，为此大陆新儒家阵营中也有不少人批评秋风试图以哈耶克来‘勾兑孔子，非真儒，乃哈儒（哈耶克+儒家）。关键是要撇除儒家中心论的心态，重新回到千年绝学的道论经纬。要有意识地在儒家学统与政统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而且是垄断性的联系。

民间有一个形容，即：经济体制的改革速度过快，政治体制的改革步伐迟缓，文化体制改革没有进展。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新儒家跻身中国政治话语圈，墨家也没有份。笔者要说的是，以春秋公羊学及汉儒政治儒学为精神底色的蒋式儒学，不可避免地带有华夷之辩的排他色彩，其警惕自由主义和基督教的扩张发展，实际上是担心当代中国有以夷变夏的文化危机。

当新子学汲汲于新儒学争夺当代中国文明价值的现代诠释话语权时，经常忘记了如果没有儒家作为其比较和参照的对应物，那么自身就很难开出独立的特属于新子学的政治哲学话语和传统。以墨学中所展现的科技精神、逻辑精神、实证精神、牺牲精神来接引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与人权。

其立足点在于引导当前的社会文化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其为统战对象或者异端邪说的准绳。故当代新墨家可做牛背上之牛虻，群鱼中之鲶鱼，儒墨斗法好比哼哈二将，其关系之表述，应该是唇亡齿寒，而不是攻乎异端。

这其中有譬如是儒化共产党或者共化儒家的探讨，也属此类。如今，人们对儒学成为王官学之后的中国历史都比较熟悉了，却对独尊之后诸子百家的发展状况不太了解。这大概是近十年来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自《新墨学如何可能》之后，中国大陆新墨家的主要活动，都是由民间力量承担起来的。不久前，民间墨学群中流传开一部由网友自行编排的电子文档，是近年来大陆新墨家对儒家宪政儒化共产党儒教国教化儒式虚君共和儒家议会三院制等批评言论的集合，名为《民间墨学.论衡与争鸣——新墨非儒三人谈》。如宪政道家—儒家宪政、道商—儒商、市场道家—儒家自由主义、人本经济论—儒家宪政民生主义等。无论是学院派还是民间，都不约而同地将儒家作为假想敌，这当然可目为墨家经过两千年的打压而于当今时代所做出的报复性反弹，同时也可能是出于对大陆新儒家企图走上行路线政教合一华夷之辩儒教国教的一种担忧。

其表现不但在周初诸子百家对公共文本的诠释上，更表现在独尊儒术之后诸子学处理公共文本的方法论上。前文提到，墨家一直以来具备在野立场的他者视角，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在自由主义者和基督徒这一边。

面对资讯科技迅猛发展、多元文明交汇共在的全球化时代，新子学在未来中国有怎样的可能性与限度，取决于其在返本开新的路径上做出怎样的选择和改变。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论到战国至汉初的中国主流哲学学派，一直以来就有六家九流九流十家的说法，分别为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这种情况必然指向三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即儒化、胶着和消亡，对应物分别为佛教、基督教和墨家。

他们或出于改良国民性的考量，或出于本色化和传教的需要，纷纷对墨学投注精力进行研究。此乃儒家之天命所在，亦为中国之天命所系。即便滕州市建了中国第一个墨子纪念馆，即便任继愈主编了中国第一套《墨子大全》，即便陆续有了学术含量高的墨学国际研讨会，也不能抵消墨学在民间的进一步失丧。但是笔者从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笔者个人并不认为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有太多承续关系，即笔者倾向于认为大陆新儒家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于中国大陆自发形成的以儒家为旗号的文化保守主义群体。同为儒门新锐的西南科技大学学者齐义虎则在2013年年初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中，发表了与舆情要求言论自由的主流民意相背离的所谓媚共言论，从而遭到网民痛批，并被冠之以毛儒的侮辱性称号。

之所以提到左派的警示，是因着二次大战以后，拉美、非洲及亚洲等地兴起的为了对抗全球化和殖民化所产生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本质上就具备强烈的排他主义色彩笔者认为，胡适、梁启超弘扬墨学的一个潜在动机，是期望引入墨家兼爱非攻，苦行济世的群体模范和墨翟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伟大人格，以此改良国人长久形成的冷漠、自私、麻木、残酷的民族劣根性和国民性格。

四是学院派的学术成果，转化为民间的效用有限。大陆新儒家第四位重量级人物，当属近年来风头正盛的秋风（姚中秋）。

49年以后的墨学研究学者，有任继愈、杨向奎、张岱年、詹剑峰等，其治墨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摆脱不了本质主义的窠臼，无法以人类文明史观来超拔阶级斗争史观，以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来超越马列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这大概是近十年来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自《新墨学如何可能》之后，中国大陆新墨家的主要活动，都是由民间力量承担起来的。同陈明一样，秋风也不赞同儒家变成儒教，为此大陆新儒家阵营中也有不少人批评秋风试图以哈耶克来‘勾兑孔子，非真儒，乃哈儒（哈耶克+儒家）。因为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

第二波墨学复兴，无论是知识界还是教会界，都不过是把墨家作为打击（或会通）儒家的工具，以树立墨教的新偶像来取代儒教的旧偶像，有着极强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自尊心及文明失落感。之所以提到左派的警示，是因着二次大战以后，拉美、非洲及亚洲等地兴起的为了对抗全球化和殖民化所产生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本质上就具备强烈的排他主义色彩。

了解了以上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陆新儒家会首先于民间兴起。而建立儒教国的过程就是儒化。

当代新墨家中承续《墨子.非儒》十篇的精神，站稳墨家作为在野之他者的视角，对当代儒家宪政儒化共产党儒式虚君共和儒教国教化以及文化保守主义做出属于新墨家学派的独特批判，非儒发微击蒙争鸣判教，意在促进当代新墨家的现代化转型，并加强与基督教、自由主义思潮的对话和融合。体现历史文化的国体院按血缘关系通过继承和任命产生，其范围包括历代圣贤、历代帝王和历代历史文化名人的后裔（如孔子的后裔）。